感恩奋进 双争有我｜酱坛里的红色密码 三代人的家国情怀

“登得上城楼，望得见(jiàn)古塔，记得住乡愁。” 阳和楼，正定城的(de)(de)“镇府巨观”，耸立于城市中轴线上，见证着这座古城的变迁。 1933年的阳和楼（南侧(náncè)）。梁思成摄 曾经，这座宏伟的建筑(jiànzhù)只存在于记忆之中(zhōng)。对于很多正定(zhèngdìng)人来说，它(tā)只是(zhǐshì)老辈人记忆中的“过去”，直到近年得以复建，才又矗立于正定古城内。从历史建筑研究角度而言，正定阳和楼具有独特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对阳和楼的功能演变历程进行梳理，并从全球视野(shìyě)出发观察中外建筑特色，深刻解读其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蕴含的独特意义，更有助于去理解阳和楼，理解它作为正定古城核心文化元素所迸发出的坚韧(jiānrèn)生命力。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沿着燕赵大街往南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宇映入眼帘。它雄立在正定古城中轴线(zhōngzhóuxiàn)上，这就是被称为正定“九楼之首”的阳和楼，曾(céng)是元杂剧的创作(chuàngzuò)生产和演艺中心(zhōngxīn)之一。而今，经过最近这次(zhècì)复建后，这座号称“镇府巨观”的历史名楼，已然成为百姓的文艺大舞台，悠悠古曲和激越新歌在楼内回响。 阳和楼的演变历程(lìchéng)生动地证明了(le)其作为城市核心文化元素的坚韧生命力。 阳和(hé)楼的(de)重要(zhòngyào)性很早就为学界所关注。1933年，中国建筑史学的先驱梁思成先生首次考察研究阳和楼，他(tā)和同伴对这座建筑及其附属的关帝庙感到惊喜。他盛赞阳和楼“庄严尤过于罗马君士坦丁的凯旋门”，并强调了其极高的建筑与历史价值，尤其是它(tā)保留着(zhe)金末元初的木质梁架结构，是现代人(xiàndàirén)解读《营造法式》的一个重要参考案例。梁思成先生的这次考察，为后世留下了关于阳和楼的测绘图纸和第一批清晰的照片，这些资料也成为我们今天认知阳和楼乃至复建工作不可或缺(bùkěhuòquē)的重要依据。 阳和楼建筑布局(bùjú)独特，本身就是(shì)一部浓缩的(de)城市建筑文化史。其主体是一个夯土城台，外部包裹厚重的城砖。墩台中央有两道(liǎngdào)拱门穿过，台顶建有七开间歇山顶木构殿堂和两座碑亭。在城台南侧，一座狭长小巧但却五脏俱全的关帝庙恰好填满两道拱门之间的空间。这样狭长的庙宇本身就已十分少见，而它(tā)与主楼形成的丁字形布局几乎是中国建筑史(jiànzhùshǐ)上一个有趣的孤例。这种独特的形制，恰恰(qiàqià)是它在历史上多次功能转变后层层叠加而形成。 据现有资料记载(jìzǎi)，这座(zhèzuò)建筑最初是唐代修建的(de)城墙(chéngqiáng)南门。当时的真定作为北方军事(jūnshì)重镇，其防御设施的高标准赋予了这座建筑宏伟的规模和外观。安史之乱后，真定的军事地位更加受到重视。为加强防御和容纳更多军民，真定城得到了扩建。唐初的旧城墙被新建的更大的城墙所包裹，成为内城，也就失去了直接(zhíjiē)的对外防御功能，因此逐渐被废弃乃至拆除。 2021年拍摄的阳和楼。刘(liú) 乾摄 但是，这座宏伟的(de)“旧南门”被完整保留了下来，而且从单纯的城防设施转变为城市内部的标志性建筑。它不再面向城外(chéngwài)空旷的军事场地，而是转变为一个融入主干道结构(jiégòu)的民用城市建筑要素。 元代至正十七年(nián)（1357年）的那次重大(zhòngdà)修缮，可以说是阳和楼历史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zhuǎnzhédiǎn)，进一步提升了它在城市中独一无二的地位(dìwèi)。这一转变的背后，是真定城市定位的深刻变化。元代疆域大幅扩张，真定不再靠近(kàojìn)北方边境(biānjìng)，军事不再是这座城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它至关重要的交通枢纽地位，使它转身成为一个极尽繁华的商业与文化中心。阳和楼也因此被赋予了全新的经济与社会功能。 其时，阳和(hé)楼成为一个市楼，用以管理周边繁荣的街市。根据元代纳新（又译“乃贤”）的《河朔访古记》记载，阳和楼横跨南大街，“左右挟二瓦市”，一派繁华景象。其两侧还分布(fēnbù)着若干富裕家族的宅邸。可以想见，当年的阳和楼下，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南北(nánběi)商贾穿行(chuānxíng)于拱门之下，两侧店铺鳞次栉比，关帝庙中香火鼎盛，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古代(gǔdài)城市文化生活(shēnghuó)画卷。除此之外，阳和楼还扮演着鼓楼的角色(juésè)，承担着为全城计时报时等功能。 在这些实用功能(shíyònggōngnéng)之外，阳和楼在文化领域也发挥着巨大作用。它为(wèi)聚集于真定的文人雅士提供了一个交流切磋、品读吟咏的平台(píngtái)。在这里，以白朴为代表的元曲创作者，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名作，使得真定成为当时北方重要的文化之都。此后明清两代，历任地方官员都对阳和楼极为重视，先后进行过四次有记载的修缮(xiūshàn)。文人墨客(wénrénmòkè)登临楼台，俯瞰(fǔkàn)市井繁华，遥望滹沱河水，凭眺太行山色，留下诸多诗赋，如元代诗人刘因的“百尺市门起，重过为暂停”，明代文人姚西孟的“关山鼎峙旌旗外，甍(méng)井星罗雉堞中”，以及明代诗人石(shí)珤的“春入太行山色好，雨晴南浦(nánpǔ)棹声多”。 历史上，阳和楼经历了一次次的(de)功能转变与维护修缮，但是在“变”中始终(shǐzhōng)有“不变”的内核—— 从物质层面看，20世纪的阳和楼早已不是元代(yuándài)最初的建筑(jiànzhù)，但它在城市结构和形态中的核心地位从未改变(gǎibiàn)。从城市形态学的视角来分析，南大街(nándàjiē)(nándàjiē)是城市中轴线，尽管城市历经扩张(kuòzhāng)，这条轴线的核心地位始终未变，后来的城市结构甚至通过调整公共建筑布局来强调(qiángdiào)和平衡这条轴线的对称性与中心性。阳和楼这座建筑始终占据着南大街的制高点，这赋予了其独特且不可替代的形态学意义。从中国传统风水理念来说，南大街被视为正定的“龙脉”，而高耸的阳和楼则(zé)是“龙脊”上的制高点。 阳和楼长达数百年的演变史，生动地展示了(le)一个核心(héxīn)特征——功能几经更迭，其核心形式却表现出惊人(jīngrén)的稳定性。它始终保持着墩台与上层木构楼阁的主体形式，以及(yǐjí)楼和关帝庙之间独一无二的“丁”字形布局。 其实，这种“形式(xíngshì)恒久”现象，在欧洲的建筑历史中也存在一些类似的著名案例。例如，意大利帕多瓦的理性(lǐxìng)宫，在近八个世纪的时光里，其作为城市核心的基本形式与(yǔ)空间格局始终(shǐzhōng)得以保持，并先后承载了审判庭、市场、市政厅等多样功能。再比如罗(luó)马城的马切罗剧场，它最初是古罗马时期的一座露天剧场，帝国灭亡后，其坚固的半圆形观众席(guānzhòngxí)先后被用作军事堡垒和贵族府邸，至今仍有人居住。 2024年10月6日(rì)拍摄的阳和楼。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摄 阳和楼的这种“形式恒久(héngjiǔ)”现象，如果置于更广泛的文化和技术背景中考察，其价值(jiàzhí)会更加凸显(tūxiǎn)。上述欧洲建筑案例均为砖石结构，其物理上的耐久性是其形式得以长久延续的重要基础。相比之下，中国古代(gǔdài)建筑多以木、土、砖为主要材料，这决定了(le)其建造便捷的优点，但也因此更容易在周边环境发生变化时遭到拆除并重建成新形式。而且，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建立在一种贴近生活(tiējìnshēnghuó)、顺应(yīng)自然的哲学观念之上。正如明代造园家计成在其传世著作《园冶》中所言：“固作千年事，宁知百岁人。足矣乐闲，悠然护宅。”人生不过百年，又何必(hébì)建造延续千年的建筑？这并非对建筑短视，而是一种深刻的生命观——建筑是为人服务的，应与(yǔ)(yǔ)人的生命周期、社会的需求变迁相协调。这种哲学强调的是适用性与和谐(héxié)，而非永恒的纪念性。 在这样(zhèyàng)的建筑文化与技术传统下，一座建筑能够像阳和楼(lóu)这样，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历经军事防御、城市管理、商业中心到文化地标的数次功能转换，而其(qí)墩台、楼阁、关帝庙的核心形式始终被(bèi)尊重、继承和延续，这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即便经历多次修缮，工匠(gōngjiàng)们仍然没有对其形式做任何本质的改动。 这类建筑(jiànzhù)，在城市(chéngshì)形态学理论中被称为“基本(jīběn)元素”。它指的(de)是那些能够穿越时间，在城市动态发展中持续存在(cúnzài)并发挥作用的建筑空间或城市结构。它们是城市记忆的载体，是建构城市形态的锚点。阳和楼正是这样一个范例，它证明了在中国建筑的生命周期中，同样存在着对“形式”的自觉坚守，这种坚守并非由于材料的不可(bùkě)变，而是出于(chūyú)文化(wénhuà)和城市形态层面的认同。因此(yīncǐ)，阳和楼并非欧洲“永恒”建筑在中国的翻版，而是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中，一个关于建筑生命力与形式恒久性的、不多见的特殊案例。它体现了一种动态的、适应性(shìyìngxìng)的“永恒”，一种在不断更新中保持核心身份认同的智慧，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息的连续性使然。 启发持久保护(bǎohù)与再利用 尊重历史(lìshǐ)遗产，珍视文物价值，赓续古城文脉。 阳和楼的这份“永恒”的独特意义(yìyì)，启发着(zhe)当代中国的遗产保护(bǎohù)与再利用。长期以来，大家可能认为中国古代建筑的灵活性更多提供(tígōng)的是重建与更新的案例，而阳和楼则提供了一个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wénhuà)的、关于持久保护与再利用的真实范本。它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工匠是如何在传承中保护并再利用一座传世建筑。 如此重要的阳和楼，其在中国近代(jìndài)的命运颇令人扼腕。20世纪初(chū)，在多重因素叠加下，阳和楼逐渐衰败。 首先，1907年，为避免修建跨滹沱河(hūtuóhé)的铁路桥，正太铁路和卢汉(lúhàn)铁路交会的枢纽站被建在正定以南(yǐnán)十几公里的石家庄。后者迅速崛起为新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 其次，正定城市内部(nèibù)形态的演变。经济中心的转移导致城市结构开始变化，城市发展的重心向西北方向的火车站偏移，这极大地削弱了传统南北大街的轴线地位，并从根本上动摇了阳和楼在(zài)城市生活(shēnghuó)和经济中的地位。根据(gēnjù)梁思成和莫宗江拍摄的照片可知，他们在1933年到访正定时，阳和楼主体建筑虽基本完好，但已不再使用，登楼的阶梯也被关门上锁，且(qiě)楼上的木门扇、窗棂(chuānglíng)几乎尽数遗失。 2024年7月(yuè)31日，无人机拍摄的(de)阳和楼。河北日报记者 赵 杰摄 此外，战争和(hé)社会动荡带来了一定的(de)(de)破坏。在战争中，阳和楼曾被用作瞭望台和堡垒，其木构殿堂遭到了毁灭性破坏。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雁北文物勘察团在返京途中(túzhōng)路过正定，调查古建并拍摄照片。从他们的记录中可以(kěyǐ)看到，彼时只有城台尚存，关帝庙(guāndìmiào)还有少量建筑遗存(yícún)，而城台上的木楼阁荡然无存。1966年拍摄的照片中，尚能看到残存的城台和关帝庙台基，其“丁”字形(zìxíng)布局可以辨认。但到了1968年，这里已变成一个普通的十字路口，仿佛阳和楼从未存在过。 然而，不应该磨灭阳和楼在中国古代建筑(jiànzhù)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近年，为了全力做好正定古城保护利用工作(gōngzuò)，推动古城保护风貌(fēngmào)恢复提升、文旅(wénlǚ)深度融合，正定启动(qǐdòng)了24项古城风貌恢复提升工程。阳和楼复建被提上日程并很快付诸实施。之所以选择复建阳和楼，正是(zhèngshì)因为它在城市结构中的关键作用。正定现存的绝大多数古迹都位于古城南部和东部，这客观上使南大街(nándàjiē)成为正定的旅游轴线，而阳和楼恰好位于这个轴线的核心节点上。 复建工程启动后，首先(shǒuxiān)展开了考古发掘，但仅(dànjǐn)找到了旧塔基(tǎjī)的(de)(de)三个角落。新建的阳和楼在形态上以梁思成先生的照片和测绘图为主要依据，力求再现其“原始样式”。在建造技术上，新建的墩台采用了钢筋混凝土主体结构，外部覆盖仿古的砖石。上部的木构大殿尽可能遵循了传统的榫卯工艺。但与历史上的城市形态不同的是，新的阳和楼不再横跨于(yú)道路之上。南大街的交通路线环绕(huánrào)阳和楼和关帝庙，形成了一个面积约7000平方米的广场。 飞檐翘壁、巍峨精美。如今，作为正定“九楼之首”的阳和楼，成为展示正定传统文化(wénhuà)的标志性建筑，并且实现了又一次功能上的“华丽转身(zhuǎnshēn)”，被赋予(fùyǔ)新的使命。旅游(lǚyóu)业的兴起，让阳和楼作为城市(chéngshì)“核心文化元素”的角色被重新发现。它作为中心，统率着周围的公共(gōnggòng)广场空间，成为当地居民的公共生活场所，更担当起城市旅游轴线上的核心节点角色，吸引着万千游客。夜晚，阳和楼广场成了人们争亮才艺(cáiyì)的大(dà)舞台。台上，有人一展歌喉，陶醉其中；台下，人们鼓掌叫好，笑逐颜开…… 回顾过去，阳和楼是中国古建筑生命力的有力证明(zhèngmíng)；展望未来，它也正成为正定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地标。当年梁思成先生惊讶于阳(yúyáng)和楼竟鲜有人提及，如今，尽管(jǐnguǎn)它已获得广泛关注，但其蕴含的价值还远未被完全发掘(fājué)。尤其在学术层面，有必要通过更深入的历史与城市形态研究(yánjiū)来识别这些价值。 例如，从(cóng)理论上，阳和楼历次功能转变(zhuǎnbiàn)中“新”与“旧”的关系(guānxì)如何解读？从实践上，为了实现功能转变，古代工匠们具体做了哪些改变？又维持了哪些不变？这些(zhèxiē)经验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可以移植到当代？从城市层面来看，阳和楼在历史上如何影响并引导正定(zhèngdìng)的城市生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刘 乾） 关注河北日报(rìbào)，了解更多权威资讯